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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晶 2008年6月3日 汶川大地震过去20天，做一个盘点，我们可以从中获得有价值的东西： 一、 盘点灾害意识 此次地震表明民众的灾害意识不足，缺少正常的“本能反应”与“意识反应”所应该表现出来的行动能力。 例如，什邡有个妇女地震时的第一反应不是逃生而是先跑下楼“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当她意识到地震并返回家中抱小孩时，被夸塌的楼房压死；北川高中上课的学生除了一女生因平时爱上网看灾害信息而对地震有快速反应并瞬间跳楼逃生外，其余人都被埋了。这样的实例有很多。 本能反应是与生俱来的，是先天的，人类本能反应的基本能力和表现都差不多。意识反应（这里说的意识指理性意识而不是潜意识或下意识）则需要培养，更多的靠后天形成。意识反应能力也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综合行为能力的标尺。缺少危机感的社会势必缺少责任感，缺少危机感的主要原因是缺少危机意识。 提高“危机意识水平”光喊口号是不够的，需要定出具体要求和标准。提高危机意识水平，不仅需要百姓自身的学习和关注，更需要国家的教育和管理。地震发生时，多数人没有意识到是地震，至少没有意识到是特大地震并会形成巨大灾害，是平时不注重教育和训练的结果。据说四川有两千年以上的时间没有大地震的记录，而最关键的是，地震监测局没有及时预告将有特大地震发生，因此当地人根本没往这方面想，放松了警惕。 现在，为了提高灾区民众乃至全国民众的灾难意识，国家应该要补这方面的课了。需要做的事很多，有两个关键点：“避震意识”和“逃生意识”。避震意识让人们去考虑如何预防地震后形成的灾害，重点是城镇村落的选址定位和避震建筑的设计与建造。我们可以专门著文论述此类工作的研究、规划、设计和实施。 如果你现在还认为“逃生”这个词不好听，说明你的思想意识比较落后，你的潜意识中一定有一种隐讳的东西，好像逃生有什么不光彩。其实，逃生就是自救，只有先自救才能去救人。逃生的教育和训练要从幼儿园开始，从小朋友的游戏节目中灌入相关知识和课程，让他们在游趣中获得基本的避灾意识和救生训练，各全制教育的机构及企事业单位都应该有这方面的培训安排。对成年人来讲，学习逃生自救的同时还应该学会怎样有效地去施救。实地观光考察的地震纪念馆（震灾封存区）、地震模型、地震体验屋等，都可以作为地震灾难教育的辅助措施，对提高全民灾难意识会有很大的帮助。 二、 盘点监测预报 首先要承认，地震预测及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在这场灾害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如果能在地震发生前2小时匆忙预报或在1个月内粗放预报并进行干预性预警，告诉民众提高警惕，事先做好应急准备，则这场灾难的生命及财产损失会大大降低。 地震预报部门没有做到这一点，是什么原因呢？ 监测不行则预报不行，而监测工作的重点是数据的采集、传递和处理模式的建立。因此，至少有三个环节影响着地震的监测，从而影响着地震的预报： 1、数据采集方法和有效性；2、数据传递管道及效率；3、数据预处理及综合处理的能力。这需要有多维动态模型设计，并通过相对正确的算法进行推演。多少不同类型的数据采集后才能成为地震预报处理不可或缺的重要参数呢？许多数据的采集定义需要来自实践参数的修订，这些工作是非常细致的并且是连续性的。国家地震局目前主要采用物理方法，通过对物理设备采集的数据归纳、分析进行预报和报告的。 现在有几个疑问：是不是地震信息采集点的设备不好或数据采集仪器放置的位置不当，或数据的采点不够多，造成不能在震前进行准确及时采集？是不是我国目前的地震科学的理论和分析处理数据的手段还比较落后而不能对处理的结果进行“负责任的认定”？如果我们现有的预报手段还没达到“十分先进”，是不是可以结合生物及其他方法（如天象、气候、水质变化、植物异样等）进行“综合预报”？生物预报不仅仅是“老鼠乱跑、蛤蟆乱跳、老鸦乱叫”，也包括市民、村民提供的信息。据说这次大震的前几天，成都就有人就去外地“投亲靠友”，并说“我们那要发生地震了！”来自社会神经的末梢（事发地的村民或市民）提供的信息往往是珍贵的、及时的并且基本上是正确的，但这些信息比较离散，好像“很乱”而没有什么规律，于是常常得不到有关部门和专家的重视，或因反应迟钝、处理手段落后而耽误了时间。其实即便遇到了“伪信息”，也应该有成熟的办法在短时间内核实和处置。一个大震之前往往有一些“小震”在活动，这些小震为什么要忽视呢？ 如果每次都在大灾之后才由专家给国民上一次知识普及讲座，而专家只能当“事后诸葛亮”来解释问题的起因，这是不够的。假设地球每天都在地震，都在“释放能量”，那么，仔细研究“浅表大震”的运动规律就显得十分重要。国家地震局的专家们应该在更深层次去研究并揭示地震机理及其行为发生的动态轨迹，更多地把全世界研究的最新成果向国民公布，而不是只提供人们都能过通过自己的分析而获得的信息。 其实，除了地震外，许多自然灾害甚至人为灾害都能进行科学预测，例如：洪水、海啸、山崩、地裂、冰冻、大雪、大旱、大火、大风、火山、高温、辐射、病虫、瘟疫、饥饿、革命、恐怖活动、局部战争、世界大战，甚至星体碰撞、地球爆炸等。预测的精确和及时应该成为科学活动不断追求的境界并努力去完成的任务。 三、 盘点文化教育 我们获得了两次“巨大并惨痛的教训”：唐山地震死亡24万，汶川地震死亡10万，这恐怕是世界上任何国家不曾有过的惊人记录。是什么原因让我们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呢？为什么会犯两次大错？（如果不重视或缺乏能力，我们还会有第三次。） 全球几乎每个国家都有过地震，频繁发生地震并形成灾难的国家也有不少，如菲律宾、日本、美国、马来西亚等，这些国家的地理位置比中国更靠近“环球性大地震带”，按理，地震对这些国家造成的伤害应该更大，但我们没看到这些国家因地震而有重大伤亡的报道，日本关西大地震因次生灾害（煤气起火）造成的死亡人数才6500人，美国更少。或许我们可以给自己找出许多理由来解释为什么国内地震会死这么多人，比如房屋质量不好，人口密集，老百姓跑得不快，等等。从密度上讲，我国人均占有国土的比率（人口密度）比日本、印度、甚至英国都“宽裕”，但为何一次8级地震就造成这么多人伤亡？ 如果说中国老百姓比较傻，反应慢，不如美国佬和日本鬼精，也可能有些道理。但这背后却反映出国民综合素质的低下——缺乏常识、缺乏训练。这是一种文化与教育的缺失，而文化教育又与国家的管理密切相关。科学上讲，国民素质整体水准的提高是后天形成的，它有赖于国家管理尤其是行政管理，与政府执政能力和综合管理有直接关系，其中教育是最重要的环节。 地震的起因是什么？地表层是怎样活动的？我国的地质构造怎样？地震怎样预测？我们怎样防范和处置？国外有什么借鉴做法？这些与文化教育有关的内容应该在中学时期开展并完成。九义教材上应该增设灾害知识课程，大学课程中也应有相应的知识教程，互联网上应该建立专门的官方网站、建立分类数据库，以备市民随时查询。我们的教育中有许多时间、精力和金钱都浪费在“狭义忠诚教育”上了。教育应该是带有研究和探索性质的，应该去认知事物的规律、国家和民族的大义，应该更多的去彰显民族文化并全面了解世界，应该鼓励人民积极向上并自觉履行公民行为特别是帮助他人的行为，而不是庸俗政治灌输式和统一思想说教式的。教育和宣传不一样，不是靠喊口号就能完成的，因此，教育最好不要和政治宣传总搅在一起，让人觉得华而不实。 四、 盘点政治宣传 我们猜测，中宣部里的人可能良莠不齐，有专家学者、有政客、有别有用心的人，甚至还小有混混。因为他们既能生产出好作品（例如：桂剧《大儒还乡》，详见本人写的文章《桂剧回望》）也能生产出差作品（例如《过度宣传》），还能什么作品也没有只会瞎吆喝。马屁精随处可见，拍马屁拍出了风，而且这股风不仅刮到了官僚机构的各级、还刮到了军队和社会基层，弄得老百姓也学会溜颜拍马、阿谀奉承，见到官员也点头哈腰。这些不太正的社会风气是否得益于政治宣传的虚假和过头？共产党在建国初期好像不是这样的。 对于宣传上的事，民众还是清楚的。温总理看望哭泣小姑娘的情景让多少人感动得落泪，尽管那时他的脸上透着疲劳、伤心、眼泪，甚至眼神还有点迷乱，但那颗心是善良的，于是它唤起了民众。这时的宣传是纪实的，没有刻意夸张和渲染，真实可信。胡主席的宣传就有点口号式的，尽管我们知道胡主席也是一个很实在的人，但宣传机器一开就走了样：所有中国媒体轮番宣传一句口号多达数百余次，听得我们耳朵都起茧了。还有更“嫩”的：“胡主席深一脚浅一脚到了灾区……”、“胡主席翻山越岭到了灾区……”、“胡主席不顾疲劳到了灾区……”、“胡主席不顾余震危险给官兵讲话……”“胡主席在灾区随便吃了点东西……”，难怪人们说在做秀，是一种政治需要。这样的过渡宣传对国家领导真的起到好作用了吗？其实，再好的事情也不要过分宣传，特别是不要搞公式化和做秀式的宣传。宣传是要花钱的，钱是老百姓辛苦挣的。 政府越朴实勤俭，军队越英勇顽强，人民就越拥护和爱戴。毕竟，政府和军队都来自人民。那句话永远是光辉的：为人民服务！ 五、 盘点网络媒体 地震再次证实：网络已经成为第四大媒体。 我们目前仍然习惯看电视、看报纸、听广播。这些传统的大众媒体让我们更相信其报道的真实性和权威性。央视的赈灾义演是任何媒体无法企及的。它通过多种丰富的表现手法和具有绝对视觉冲击的效果震撼着人民的心灵，让我们为灾区的情况时刻挂心。我这次作志愿者也是受电视的激励。 我们得到四川地震的最快渠道是网络。尽管这样，我们还是打开电视，要最后看主流媒体的证实。最快把地震事情记录并传递出来的也是网络。以后更多的一线消息、一手资讯都有网络的影子。例如：为抗震救灾写词谱曲、倡议举行国哀悼念、披露红十字会违规、揭露官员冒领赈灾物资、成都帐篷事件、工程遇难事件，等等。 我们忽然发现互联网的神奇作用又增加了两个：能快速获得世界范围的响应；能起到民众监督作用！现在政府组织发放的赈灾物资已经由专门网站进行公示，审计部门的网站上还设立了举报电话，这对国家行政透明化管理、有效杜绝腐败和犯罪都起到很好效果。互联网的存在使官吏愚弄人民的行为大大收敛，也使地方官员糊弄中央的行为大大收敛。 四大媒体各有特色：电视对人的感官刺激最大，最能起到号召作用。广播随意性和互动性比较强但没有视觉冲击。报纸可以做深入细化报道和留存资料，但许多即时信息是抄互联网的。网络信息量大、采集传递速度快，自由空间比较大，但太离散，场景感觉差。四大媒体相映成辉，有时还可以互相监督甚至攻击，何乐不为？ 六、 盘点国际作用 国际社会的监督对中国发展有利。 这次地震让我们看到：中国越来越Open，越来越深入的进到了国际社会的“大家庭”。作为地球村的一员，这种国际化的趋势可能无法逆转了。或许，这对国家管理不是什么好事，但对百姓的生活却不是什么坏事。 国家国际化，让我们无法闭门统治，许多场合都要面对“国际询问”，就像小学生面对老师提问那样，有时想起来是比较恼火的。提问的记者不是个个都有水平，别有用心的、看笑话的、搞情报的什么都有。国外记者老觉得中国有什么事在瞒着他们，他们对官员不放心，对他们说的话总是将信将疑。现在中国的官员在“国际监督”下不太敢乱来。与当年的唐山地震相比，国家在处理汶川地震时采取了更积极和透明的政策，特别是在赈灾物资和善款发放方面。众目睽睽之下，贪官不得不收手。国际化干预，对中国的民主进程有利。 中国的民主政治进程历来都是缓慢的，和别人不好比。俄罗斯搞一次“休克疗法”，就可以颠覆原来的政权、改变国家性质，把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一夜之间变了颜色，然后摔掉的意识形体的包袱快速发展。日本更是谁好就学谁，原来跟着德国，现在跟着美国，对自己怎么有利就怎么做。但中国却依然固步，中国仍然难以摆脱特有的官制”。非民选的政权容易形成官本位的管理，是封建社会思想的一种沿袭。在这种体制下，民众和官员往往是对立的。有些“好官”辛苦得要死，而有些“坏官”却舒服得要死。 国际社会对中国官员不太放心是有例可巡的：英国官员代表就一路跟着援助帐篷的行走路线从接收到发放，还要亲自到现场亲眼看到帐篷搭建起来。这件事也是拜托网络的举报。看来，任何社会、机构和个人都需要监督。 七、 盘点军队实力 部队在当天不能进入汶川震中，因为山体滑坡造成道路阻断，只有依靠空军。但空军不能“盲投”，受气候影响大，也不能在第一时间进入灾区。于是，我们看到这样的场景：步兵在当天徒步行军进入深山，空军15位官兵在第二天写下遗书冒死空降至映秀。我们不太明白的是，空降兵的降落伞没有导航和定位装置？那么飞机上也没有导航定位装置？这有点不可思议，GPS唱了多年，怎么关键时刻派不上用场而需要官兵冒生命危险完全靠人力寻找目标？ 我国的空军和海军都不是很强，这次地震把民众的这种担心加重了。平时抗灾抢险，战时保家卫国，这是国家军队的立军之本。天上飞着笨重的直升机和空运机，还有年龄偏大的指挥官，让我们看不到大国空军的应有实力。飞机失事了居然找了两天还找不着，难道定位和跟踪系统只是摆设？如果战争爆发，我们的空军能打胜仗吗？ 灾害来临时，解放军官兵是非常勇敢和辛苦的。他们的精神感染并鼓舞着民众。有一点不用怀疑，那就是中国军队和老百姓之间的关系相当不错，人民对解放军战士是信任的。但解放军的整体力量好像不够，对付突发事件的能力好像也欠缺，听党的话这一点做的还可以，毕竟解放军是党亲手缔造的。然而，未来战争不能总是在本土进行，敌人也不可能在天气良好时进犯。我们不可能老是把敌人放进来用人民战争把他们淹没。 人海战术应该成为历史。用更少的兵力，解决更大的战事（灾事），才值得认真研究。 八、 盘点国家预案 预案就是预先制定的方案。既然预先制定，就有假想成分，就会不在同程度上缺少客观的真实，因此也会产生偏差，特别是在执行的时候。国家预案许多是建立在“假想模型”上的，这个假想模型可能没有前科的实例作参考，而是依据民族或国家的价值取向及发展战略，它们的背后是民族的文化和国家的意识形态。比如，你觉得英文好，我觉得中文好，你觉得西医精深，我觉得中医博大，你觉得资本主义好，我觉得社会主义好；文化不同，意识形态不同，价值取向不同，因而发展战略也不同。 预案是在规划上建立的，规划的前提是要求，而要求的前提是思想。灾害处置预案是应急预案的一种形式，是国家应急行为的方略和依据。预案制定后便有相关的法律、法规、行政措施及技术手段的配套。比如，大灾出现后，国家领导人要立即到现场组织指挥抗灾，这是预案中的规定。法制国家会通过立法程序把这些规定固定下来。我国是半法制国家，可能也有类似法律（我不是很清楚）。温总理在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就是在执行预案并履行法律的义务。 这次赈灾行动，我感觉国家预案做得还不够细，缺少可执行度，特别是在可操作的技术层面上，另外，行业间的“可预见性协调规则”和具体方案也有些问题。例如，开始派去的人才一百多（救灾专业队），后来的武警和官兵人数也是从一千多人逐渐增加近十万！预计的数字与实际需要差十万八千里。这已充分说明了预案缺乏或预案工程没做到家。还好，在实际救灾过程中能够比较快速的做出局部调整，并基本抓住了问题的主要面。 预案没做好就要多花很多钱在实际操作中弥补。现在政府执政能力比过去提高了，进步是明显的，但我们应该有更高的要求。本人在5月14日写的《大震之后》，对救灾的过程做了个大纲式的设计，对预案的形成有一个偏重于技术层面的构思。预案在执行前是要调整的。例如，当得知四川汶川地区发生了强地震，首先应该弄清这个位置所处的环境，通过数据库中的资料做出判断，然后调阅相关预案。如果没有针对性的预案，就得快速做出临时性预案和决策，并由此形成可执行的决议。我们不仅要做静态预案还要会做“动态预案”，根据不断搜集到的最新数据进行预案中可执行部分的修改，使之成为可执行的方案。 在司法和行政措施有良好储备的条件下，技术手段就是预案中最能有效解决问题的手段，就像外科医生的手术刀一样，精确定位，果断处置，让后遗症降到最小。 九、 盘点国民心态 一个大灾害发生后，什么样的心态都会出现，它涉及到一个有着不同背景和环境的海量人群。如果你事先不知道灾难降临，你不会感到内心深层那种隐藏着的恐惧的蠕动，灾难的突然来临，让你猝不及防，万分的惊恐，仿佛世界末日的到来。无论受灾的或救灾的，都被这场旷世浩劫影响着。灾区以外的全国民众，在震惊之后随之而来的是同情和援助之心。人的情感冲动是要撩拨的。中央电视台体现出令人震惊的策划和宣传实力，这是国人的幸运。人民的内心是被那一幕幕真实感人的情景打动的。大灾之后，英雄太多，可歌可泣，让人尊敬。那些平时表现得散漫而慵懒的群众被灾情的报道激动得难以入睡，他们在“伸出你的援手”大旗下集结起来，出现了自人类产生以来最大规模的援助。 这是主流的国民心态，它展现出人类内在的善良根基。这个善良根基不是什么时候都会表露的。干扰民心向善的因素太多，如：欺骗、贫困、不公等，但主流的情感荡涤着其它杂念，这个力量是巨大的，如果能科学利用，将能产生强大的生产力，不亚于建国之初民众建设社会主义美好明天的干劲。积极向上、扶危救困，这一主流心态和情感也影响着灾区受难的人民，特别是那些因地震失去家园、亲人和致残的人们。 但地震直接受害者的心态是复杂多变的。任何一条不好的信息都会使他们暂时平静的内心遭遇波澜。正在等待救援的灾民肯定对那些冒领、多占赈灾物资的官员愤怒异常。有些人辛苦近一辈子攒下的家业，顷刻间化为乌有，而曾经的生活是那么艰辛，积攒的家当是那么不易，以后又会怎样？那些原来四肢齐全健康活泼的人现在带着伤残步入了人生不幸的旅程，他们的心态又会怎样？我们不能忽视这个群体，他们在影响着全国的民众。 激情过去后将是疲惫，这个时期有半年。这时会出现许多的怨言和牢骚，而且还会出现冷漠，当然得过且过的心态也会增多。民众毕竟是人而不是神。汶川大震对国民的思想和灵魂是一次净化和洗礼，它在唤起民众情感的同时也带来了民众理性的思维和心理的稳定。 十、 盘点救灾政务 这次救灾政务总的说是合格的。社会的高度重视及我国国力的增强都使得救灾政务工作更加井然有序而且更加容易操作。最初的阶段救灾工作显得有些匆忙和零乱，那是预案出了问题，而现在的重建和预防次生灾害的工作却能按部就班的进行，这是一个值得称赞的成绩。 中国的灾难恢复能力是比较强大的，因为民众生存的欲望很强，内需旺，而且容易满足现有的经济条件。各级官吏只要不贪、私心不太重，都具备了搞好救灾政务的基本条件。有些政务操办的事非常简单：只要按规定造册，按时正确的发放赈灾物品并做好接收登记工作就万事大吉了。如果官员的素质再高一些，可以搜集民情，进行一些调查统计工作，为国家从事的灾后重建提供参考。素质更高的官员还可以提出自己的见解并具有组织实施的能力。 大众媒体每天不间断的采访和报道，对救灾政务的良性运转提供了“正向压力”，对地方各级赈灾管理部门的正常运作起到了非常好的促进作用。地方那些想发国难财和不负责任的官员，有时不怕中央审计局和纪检委来人而怕媒体披露。民众与媒体形成了官僚机构监督体系之外的监督，形成了社会化监督，这个监督的压力是巨大的而且十分有效。救灾政务正在形成的新的风尚和每日工作的运行程序，完全可以借鉴到以后的行政管理工作之中。 上篇 下篇 王晶文集 返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