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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晶 2008年6月21日 在中国古代，大凡有点地位的人一般都有“姓”、“名”、“字”、“号”，有的还有氏族标记、家族牌位、贵族爵位、官场封号或卒后谥号等。苏东坡（1037.1.8～1101.7.28.）出生在“知识分子家庭”，父母都是有文化的人，因此起名定字是很正常的。苏东坡的正名叫苏轼，“轼”是车厢前面用作扶手的横木。起这个名字的是苏东坡的父亲苏洵（1009—1066），他希望自己这次生的儿子能扶正将来的家业。东坡的弟弟叫苏辙（1039－1112），比东坡小两岁。“辙”是车轮压印的意思，也与车有关，注定了兄弟俩今后要在上下颠簸和劳途行走中度过一生。除了起名外，父亲还给东坡定了字：“子瞻”。“子”是古代对扬名成家男子的尊称，子瞻有扬名、受人瞻望（仰望）、出人头地的意思。苏洵给苏辙定的字叫“子由”，显然希望哥哥苏轼能领着弟弟苏辙一道行走江湖、扬名立万，子由另一个意思是飘逸、任其发展。东坡还有个字叫“和仲”，也是苏洵定的，表明东坡在苏家的男孩牌位上不是真正的老大而只是老二。其实，老大叫“景先”，大东坡两岁，但生下后三岁多就死了。苏洵和妻子程氏共有六个子女，老大和老二都是女孩，古时生女孩不算添丁，景先虽是老三，但是个男孩，算家中添丁，当作老大。老四叫苏八娘，就是传说中的“苏小妹”，比东坡大两岁，因此东坡在家中只是老五而不是长子。大女儿生下来还没起名就夭折了，老二轶娘13岁时也病逝了，八娘倒是陪伴东坡一起长大成年，姐弟从小常在一起嬉戏玩耍，相互斗嘴，掐来掐去，感情颇好，但八娘出嫁后两年即虚岁18岁时因产子后生病且与婆家关系不好而病郁离世。 东坡的父亲苏洵，人很聪明也很有才气，但很耿直、脾气大、个性强，在学问和家政上常常和老婆较劲，而且他年轻时定力不够，坐不住，喜欢游荡四邻，找人辨古论今，不愿潜心深研，后经老婆耐心劝说并受老婆每日辛勤操持家务行为的感动，决心奋发，26岁时开始认真学习、系统读书。出自南宋王应麟之手的《三字经》就有一段描述苏洵的：“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老泉”是苏洵给自己起的号，这里说的“二十七”是虚岁，实际上苏洵那时26岁，但对读书科举来说很有点老了。苏洵内心感觉自己能获得科举成功为官的把握不大，因为他每次科考都落第，于是对两位儿子寄予厚望。东坡出生时，苏洵便有一番弘振家业的愿望。在眉山，苏家与程家是隔房表亲，程家富裕，是当地的大户，苏家较窘迫，经济上的悬殊使两家平时不大相互走动，但程氏与苏洵很早就认识，也算“青梅竹马、两小无猜”。苏洵的父亲苏老（林）是个学究，有些迂腐，守着祖业，平时没有什么新的进项营生，仅靠几亩薄田维系。苏老（林）心地善良，除了平时读书外，无有世争，时或还遭些泼赖欺负，也正是因为这点，反而造就了苏洵的桀骜和遇事强争的反差性格。苏洵的婚事是其父努力撮合与操办的，程家勉强应承，但程氏对苏洵颇有好感，她自己是个才女，要嫁一个有文化的人，觉得苏洵很有才华，希望婚后能和夫君在家中你吟我和，浪漫人生。谁知婚后才明白，除了浪漫外还有数不清的家务要做，要下厨房、洗碗、扫地，还要襄夫教子，服侍老人。苏老（林）让苏洵成家就是想叫程氏约束于他。苏洵不做家务，程氏挺辛苦。程氏家庭的富有和程氏的多才多艺，让苏洵感受到压力，心里有些不爽，他条件反射般的不时与妻争吵，但妻子勤奋持家和执著的性格又让苏洵敬重。虽然表面上苏洵是男子汉大丈夫，但内心是怕老婆的。苏洵怕老婆，外面的人不相信，只有程氏知道。苏洵后来习惯性的把要做的“大事”让老婆去“审度”和“把正”，省得惹麻烦。在那个男尊女卑的时代，这样做多少有些不得已。东坡的姐姐八娘是苏洵为了表示尊重妻子和女性给起的名。蜀中文化与岭南文化有差异，在岭南，八娘弄不好会变成八婆，但在古代蜀文化中八娘是对主持家务女子的敬称。古代女子基本没有字，也没有号。“和仲”表达了苏洵希望东坡姐弟和睦，也表达了对妻子的敬意。东坡这个顶头的姐姐是比较泼辣干练的，从小受母亲熏陶，能言善语，吟诗作对张口就来，纯一个“红颜不让须眉”。小的时候，东坡的文思不如八娘快，常被这个“小妹”搞得张口结舌，甚至还被取笑，但东坡不计较，反而还乐滋滋的。如果“苏小妹”不是女儿身，会不会创下一个“唐宋九大家”的奇迹亦未可知。 “东坡”的号也是自己取的，苏轼自称“东坡居士”，与被贬黄州的经历有关。 苏东坡生于农历丙子年十二月十九即公历1037年1月8日，正置北宋中期，朝政有些跌宕，外患不断滋长。社会对朝政的议论有人云之势，造就了一批议政者和变革者，上至皇亲贵族，下至黎民百姓，无不关心朝政，正在形成中国早期“民众问政”的民主自由雏形。东坡的父母时下对朝政也十分关心，每每议论而时有相左之见，特别是苏洵，常有逆向惊人之语，而相对豁达持稳的程氏却在言论出口之前能审度一番。苏洵虽然很有大男子主义甚至间或有些霸道和专横，但在老婆面前却经常理屈词穷，经不住争辩，这让苏洵在懊恼同时不得不暗下决心对学问和事物做深入研究以求不败之道，果然不久大有长进，以致在日后训导东坡兄弟和辩驳周众时常引经据典，思维清晰、言词犀利、逻辑顺畅，少有漏洞可钻，又常有大哲大理的说道，加上口若悬河一番，让众人只有瞠目结舌听从的份，也自然能让许多人叹服不据。诸多因素对东坡的性格都产生过影响，尤其遗传基因。自恃天资聪慧的东坡跟父亲的秉性很像：耿直、随意、飘洒、好动、贪玩、还有些懒惰，但也有母亲的遗传：善良、宽厚、持恒、细腻、中和。于是，少时也很贪玩的东坡到八岁才开始翻书阅卷、吟诗读文。母亲是东坡的启蒙老师，她亲自为儿子挑选读物，这些精选出来的读物让东坡烂记于胸，打造出一代大家落笔文章成山、出口诗歌成河的丰实底蕴，至成“嬉笑怒骂皆文章”。母亲的知书达理和宽阅博览，对东坡早期成长影响很大，他那时的许多疑问都是母亲给解答的，母亲的才华让东坡佩服得五体投地，甚至还让他产生了恋母情结。苏轼的性格像父亲的多而他弟弟苏辙却更像母亲，苏辙比苏轼更沉稳和谨慎。东坡的父母对时政的热情让东坡耳熏目染。除了“家庭教育”外，东坡姐弟还上过“私塾”。当时，许多庶民百姓会送子女去道观或寺庙的私塾教堂接受文化教育，这些学习是免费的，八娘、苏轼和苏辙都去过。四川眉山道教盛兴早于佛教，因此对民间影响力更大。道教的哲学思想、玄术和对自然的领悟与认识能力对东坡的思想与人生观乃至文学创作有很大影响。 父亲“晚学而不善科举”，因写的文章不符考官的意，每次都落第，很有些怀才不遇，只好为东坡兄弟“陪读”。仁宗（1010—1063）嘉佑元年（公元1056）虚岁二十一岁的东坡和弟弟苏辙在父亲的带领下共同赴京（河南开封）参加科举（高考）。先参加预考，兄弟俩顺利通过，并在翌年春又双双及第考取了进士，东坡考了个一甲了第二，高中进士榜眼，但父亲苏洵又落榜了。尽管如此，“三苏”此时已名震京师，传为佳话。欧阳修（1007～1072）对东坡的答辩文章倍加赞赏， 向仁宗推荐，殿试后，当下点为“翰林学士”储备。翰林学士是翰林院中专为皇帝储备的秘书或参谋，全部都是进士，外放必为大官。科举考试规定：除了状元可以马上入朝为官，其余进士及第者须等三年后再经过“制科考试”（研究生及公务员考试）才可正式封官就任。欧阳修是苏东坡最初的“识才拔缀”的恩师，没有欧阳修这位伯乐，也不会发现苏东坡这匹千里马。 其实，欧阳修对苏东坡老爹苏洵的文章更欣赏，欧阳修在科举前读到过苏询的文章，称他为“虽贾谊、刘向不过也。”贾谊是西汉政治家和文学家，刘向是西汉经学家和文学家，两人对西汉中国的文字运动都有过很大贡献。其实苏洵写大文章尤其政论文的功底是苏东坡比不了的。爱惜人才的欧阳修亲自为苏洵争取到一个“主簿”的职位，任职地点是霸州文安县。东坡兄弟正要做官上岗，这时东坡母亲忽然病逝，作为替长子的他按家规要为母丧守孝，“丁忧”三年，东坡和弟弟苏辙跟着父亲一起回故里奔丧。仁宗皇帝当时比较开通，且有欧阳修惜才褒扬之语，准了东坡的假。那时朝局已有暗涌，范仲淹（989—1052）作为改革派正极力推行新法，试图革除时弊。欧阳修与范仲淹是忘年交，相互敬慕，因此当时欧阳修也是改革派（后来转为保守派）。范仲淹的直接反对派是吕夷简（978—1040）。吕夷简时任宰相，是贵族势力的代表，在仁宗年少的时候就在旁辅佐，而且对时下局势的稳定有功，为仁宗所倚重。吕、范争斗的结果是两败俱伤，吕夷简被罢后复用，范仲淹被贬后外放。欧阳修当时对朝局的不稳已有所思虑，遂让东坡丁忧时多关注时局变化及地方政务、关心国家大事，体会一些官场宦海的变术。东坡对政治没多大兴趣（这点与其父苏洵不一样），对官场的权术更无心练就，仍然是怎么想就怎么说，丁忧三年期间主要精力放在文学研究和创作上，其间与第一任妻子王弗生了长子苏迈。 丁忧结束过后（1060），东坡与苏辙准备入朝做官，举家迁入京城。朝廷给了个“县主簿”（掌管文书的小吏，相当于县教委科员，股级干部），兄弟俩嫌官职太小没有上任。次年（嘉佑六年 公元1061）经欧阳修推荐，东坡参加制科考试（与“常科”对应），献《进策》、《进论》各二十五篇，入三等，获得“大理评事”（法官）的官衔，赴任“凤翔府签判”，在陕西凤翔县，相当于县级法院里的判官，正科级干部，是县老太爷（正处级干部）陈公弼（陈希亮）的助手。古时的“县”要比“市”大，市通常指的是“市井”，顶多相当于县城中的“乡镇”。这次是东坡初次为官上任，有点春风得意。陈公弼与东坡是四川老乡，同为眉州人，但属于神川县。老太爷比东坡大两辈，为人忠直，疾恶如仇，原则性强，不苟言笑，官吏和权贵都有些惧怕。他知道东坡是仁宗皇帝和朝文坛宗欧阳修赞赏的才子，但还是要修磨他一下：一次，县里有个小吏拍东坡马屁，说他的文章写得如何好，皇帝都赞许，并称他为“苏贤良”，陈老太爷说：“二十多岁的人有什么贤良？胡说八道！”并当众打了这个小吏的板子，让东坡甚是难堪；中元节（老历7月15）按惯例官员聚会，东坡赌气没去，又被老头罚款铜八斤（1600文钱），让他更是没了脸面；加上老县令总拿他的呈文圈圈点点、指指戳戳，要反复修改后才用，让这位才高八斗的文豪“非常恼火”。东坡于是要找机会报复一下老太爷：陈公弼在官府后园建了一座“凌虚台”，供官员们休息用，建好后，陈公弼请东坡写一篇文章纪念。东坡写了《凌虚台记》，讽刺说：“登台远望，见帝王遗址，初富丽堂皇，今残垣一片。宫殿尚且如此，凌虚又能多久。况风云无常，人事莫测，孰料得失。借此炫耀，满足虚荣，徒增笑耳”（wj）。东坡想这回肯定要挨罚，没想到老太爷不怒反喜，说：我把东坡看作自己的孙子，就是想磨练他，挫一挫他的锐气，让他别太骄傲。陈公弼不考虑个人得失而秉公办事，对东坡今后的为人做官影响很大，在他逝世后，东坡破例为他写下了《陈公弼传》。 在陈老太爷的“关爱”下，东坡还算顺利的在凤翔干了三年多，准备“期满还朝”。但此后，东坡的官场生涯就开始充满了变数，开始动荡不定了。东坡自幼不喜欢被人约束，完成县上的公差后（到下面解决囚犯的事），就请了个假去了长安（西安）游览骊山并在华阴度过了自己的三十岁生日。骊山与温泉和浪漫是连在一起的。汉代科学家张衡在骊山《温泉赋》中写道：“览中域之珍圣兮，无斯水之神录”，把骊山说成是中原的“珍圣”，把骊山温泉说成是没有比它更“神”的了，更有白居易的《长恨歌》中“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说的是唐明皇与杨贵妃成天泡在温泉中嬉戏打闹荒废国家大事，还有近代君王蒋介石在骊山汤泉华清池上的山洞被捉（当然东坡那时不认识蒋介石）……，历朝数代留下的赞词激发着人们美妙的遐想，也让风流才子苏东坡垂慕不已。但游完骊山后，他发现并非想象的那么浪漫，温泉烟腾雾绕，泉眼隆隆作响，哪有诗情画意，于是写了一篇《游汤泉》，云：“岂惟渴兽骇，坐使痴儿怖。安能长鱼鳖，仅可燅狐兔。山中惟木客，户外时芒屦。虽无倾城浴，幸免亡国污”，意思说：那情景连想去饮水的野兽都被吓住，连痴呆儿也会害怕，怎么会有鱼鳖生存？哪有什么红颜浪漫？怎会引起亡国的侮辱？温泉周围看到的尽是些砍柴的人和穿着草鞋（实际上是麻鞋）的乡民。华阴是座古城，春秋战国时代就设邑县，地灵人杰，是古代许多大家文客的过往聚集之地。东坡在此过生日是想感觉一下往昔豪迈岁月激情。华阴县有个玉泉院，院内有个山荪亭，是一座圆亭，建在巨石之上，据说为五代时陈传建造的。东坡在此写下七律诗《华阴寄子由》：“三年无日不思归，梦里还家旋觉非。腊酒送寒催去国，东风吹雪满征衣。三峰已过天浮翠，四扇行看日照扉。里堠消磨不禁尽，速携家饷劳骖騑”。表露了他感觉屈才，想有番更大作为的心情。那时是公元1065年、农历乙巳年、北宋英宗（赵曙1032-1067）治平二年。一年前仁宗驾崩英宗继位，英宗久慕东坡名气，希望能招在身边供职，遂在东坡外任期满时调京（即汴梁/汴京）入翰林院士，其时弟苏辙在大名府（北宋时的北京）做推官（次于判官，是法官的书记，相当于副法官职位），这时王安石（1021－1086）的变法也正在酝酿之中。当时的宰相韩琦（韩稚圭，北宋名将，1008—1075）对东坡有看法，认为他少年得志，没有真才实学，且不好驾驭，阻挠他入翰林，于是英宗密诏东坡入宫，让他做直史官（相当于汉武帝时期司马迁的位置）。不巧，此时东坡的妻子王弗病逝，不到一年父亲苏洵也病逝。东坡又与弟苏辙回乡丁忧三年。而体弱多病的英宗，执政三年后也死了。接着，到了神宗（赵顼1048-1085）时代。 个性的张扬和家事的多揣映射出仕途的忐忑，也衬托出生活的斑斓。东坡连番的丁忧荒废了6年的宦海历练，使他两眼一抹黑，政治界线模糊，对朝务不熟悉，经常不知该站向哪一边，该怎样游弋于朝中派党之间，甚至对皇帝也敢直言批评。东坡父丧丁忧后回朝当官没多久，就遇到了变法的初期动荡，这正是有名的王安石变法。东坡开始对新法没有多大的意见，因为他自己也希望通过变革使国家更强大人民更富有。在《进策》、《进论》里，东坡就有富国强兵的主张。新法推行后，东坡发现许多政策偏激，搞得老百姓更穷，大家怨声载道，于是上书批评新法中的一些做法。苏辙比东坡更保守所以更不理解新法中的所为，更早上述呈见，结果最先遭到贬放。大概也是这个原因，东坡对王安石更有意见，于是讥讽新法之词更烈。最终使东坡一贬再贬，从京城贬到了杭州，从杭州贬到了湖州，接着是徐州、黄州，还坐了牢，也让他渐悟人生波折。东坡被贬放外任最远和最荒凉的地方是海南岛（儋州）。他在儋州蛮荒之地教化民众，让他们学汉语文字；遭贬时最穷困的时期在黄州，那时他口袋里几乎没有一文钱；被贬去处最好地方是杭州。东坡在杭州留下许多文瑰墨宝和浪漫的故事，以至于今天当地人还习惯把东坡说成是杭州人。东坡在朝中得罪最多的是政客，不管维新派（改革派）或守旧派（保守派）都有得罪，在改革派眼里他是旧党（后来甚至被称为“蜀党”），在保守派眼里他不坚定，同改革派狺狺苟苟。受父亲的影响，东坡的性格是激进的，而受母亲的影响，东坡的性格又有些保守，他希望改革，但要逐步进行。东坡在文学上的成熟和辉煌反差出政治上的稚嫩和晦暗。他对急于改变现状并想有所作为和一鸣惊人的神宗皇帝的心思不甚了解，因此遭到来自朝廷最高权力的弹压。那时，王安石升任宰相，而作为弟子，东坡时有戏弄王安石之举，搞得王安石挺气恼，所以被贬是意料之中的事。不过，尽管王安石有雷厉风行改变朝政的性格，并因东坡的言论耿耿于怀而将其贬放出京，但两人仍有师生乃至文人间的友谊，每次行别时都互以赠诗相送，惜挽之意流于言表。 苏东坡生性乐观，有同情心，是性情中人，又颇通大理。三苏中，苏洵性格张扬而激进，苏轼次之，最温和持稳的是苏辙，因此苏辙可以当上副宰相而东坡只能当上大臣，这是从官场上说的。在文学成就上，“唐宋八大家”是中国古代文坛的最高标志，唐宋八大家中，宋朝占了6家，而苏家占了一半，真是了不得！更了不得的是东坡，竟能集众家之长而成大全，东坡对诗、棋、书、画、文，无所不通，还能自创开派，跟随者甚众。一曲“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就让中华大地绝唱了近千年！才华横溢，文采四溅，怎不引人妒嫉呢？所以诬陷挤兑的事便时有发生。因谢景温的诬陷，被贬出为杭州通判后转密湖徐等州；又因李定“乌台诗案”惹上文字狱官司，差点断送性命。怎奈无论是贬是断，都泯不了东坡创作的冲动，反而大量的佳作伴随着人生的磨难泉涌而出，辉光四射。苏东坡和其弟苏子由的兄弟情谊甚笃，《东坡诗集》千首诗词中近两百首都与子由有关。尽管苏辙高居副宰（相当于副总理），但作为兄长的苏轼却时常挂念并提醒兄弟，怕兄弟在朝中吃亏。苏辙处事向来低调，因而少与同僚结怨，能在适当时机为兄善言，让皇帝重新起用。因此，东坡几下而又几上，最高官至礼部尚书（相当于现在的教育部长、宣传部长和文化部长），并能提前获得离任后的加封，这在北宋是绝无仅有的。但在南宋时东坡才获得最终的谥号：文忠（获得此封号的人很多）。 有其人必有其事。苏东坡的故事往往和风趣浪漫、诗情画意以及政治风波连在一起的，有时还会搞些幽（make humor），让他的人生充满传奇。他的人生经常会有意想不到的转折，而在转折中又会有让人期盼的佳作。他追求一种坦荡无羁的人生，在多次遭贬之后，更是淡泊名利，亲近民众，走向自然。 苏轼一生中遭遇了两次大的贬谪。第一次被贬是乌台诗案的前后，在36岁到50岁之间。如果那时他主要得罪了王安石和神宗、得罪了改革派（新派），那么第二次是被贬是在59岁到65岁之间，主要得罪了司马光和哲宗，得罪了新、旧两派。这也从侧面看出苏轼不是一个趋炎附势之徒。 乌台诗案对苏轼影响很大，是他一生中挨整最惨的一次，差点让他丢了性命。乌台诗案发生的时间是1079年，押解苏轼进京的地点在湖州。苏轼那时40有余，已进入不惑，按理应该正是事业成就与辉煌的鼎盛时期，却横祸飞来。面对几近杀身的牢狱之灾，苏轼倒是挺坦荡的，基本没有流露出对死亡的过分畏惧和恐慌，反而尽量宽慰家人及好友。乌台案是北宋时期最著名的文字狱冤案，但却反映出当时最高统治者的心态。乌台指“御史台”，初自汉代御史台外柏树多有乌鸦停憩，叽叽喳喳吵闹不休，人称乌台，戏指御史们都是乌鸦嘴，就是桂林话常说的“夜市佬”（喜欢搬弄是非的人）。北宋神宗年间苏轼因为反对新法推行中的一些做法，在自己的诗文表露了“些许不满和讥讽”。本来这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但苏轼平时比较得意，行为有些张扬，常用诗文讥讽同僚，喜欢开玩笑，太拿大臣不当长官，连恩师和顶头上司屡遭戏耍，所以总要找机会去修理他一下。另外，新法得到神宗皇帝支持，但暗中阻力挺大，正值敏感时期，神宗不希望苏轼没事惹事。苏轼当时是文坛领袖，其诗文给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大，于是在神宗同意下，“革新派”把苏轼抓进“乌台”关了4个月。宋朝有不杀士大夫的惯例，且神宗惜才，不希望苏轼应罪而诛。乌台诗案中，苏轼主要得罪了神宗和李定，但似乎与王安石没什么关系，因为此时他已罢相赋闲。李定父丧母亡不报丁忧曾被苏轼恶其“不孝小人”，遂对他怀恨在心；新法初期，苏轼批评神宗“以耳目不急之玩，夺民体必用之资”，因此神宗也很不高兴。那时，苏轼已为父亲丁忧后返京任职，做“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可以向皇帝直接呈言。其实，早在乌台诗案之前，苏东坡就尝到了被贬的滋味，他第一次被贬在三十六岁（熙宁四年，公元1071），是他自己提出来的。当时御史知杂事谢景温（《资治通鉴》的续作者）奏告苏轼“穷治无所得”意思是苏轼做官没有任何建树，徒有虚名。苏轼也不申辩，自请外放杭州做地方官。当时杭州还是个小城市，苏轼到任当“通判”（地方法官）后纳明言、慎断案、修苏堤、兴民生，加上他的坦荡豪爽性格和倜傥风流的文采，让杭州人民爱戴有加。三年后，苏轼没有复朝任职而再被贬至密州（山东）做太守，因为他在杭州时还在写文章抨击新政。到了密州，苏轼的心态开始有了变化，对许多事情看得更开，特别是纳妾（王朝云）之后，他觉得，“得失之间，人生如是也”（wj）。在密州，苏轼留有200多首诗词歌赋，写下了《水调歌头 丙辰中秋》等千古名篇。但被贬的路还没走完，离密州后又将去河中府（山西永济县）做知府，中途又被改为徐州（江苏）任知县，当时知府和知县的官职差不多一样大，接着又去了湖州（浙江）。在徐州，苏轼同城民一道防洪保全了一方，并上疏神宗提出加强徐州军事、以防乱民破坏等措施，与朝廷紧张的关系得到一些缓解。但在去湖州上任时，苏轼按例上表谢恩，作《湖州谢上表》，文中一段话又引起了麻烦：“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句中的“新进”和“生事”有意无意都针对新法，在当时是很敏感的词，容易引起人们的猜想。于是朝官们又拿此做文章，给苏轼扣上“愚弄朝廷，妄自尊大，诋毁新政，戏弄皇上”的帽子。苏轼曾讽刺过王安石：“招来新进勇锐之人，以图一切速成之效，使朴拙之人愈少，而巧进之士益多”。当时朝廷有按期公报，相当于现在的官方报纸（人民日报），苏轼的文字向来引人注意，谢恩表中的言语，使“新进”一词成了读者心中的笑柄，让对方很恼火。于是他们又从刚出版的“苏轼钱塘续集”中潜心搜寻，找了几首苏轼的“歪诗”，上纲上线，欲使其万劫不复。特别是御史中丞李定给苏轼扣了四大罪状，称须其无礼朝廷而“处极刑”。看来，苏轼在朝中招来的麻烦基本上都是来自自己的文章和诗词。当谤党遣人查抄东坡书信时，弟弟苏辙很是担心，暗中通告。为躲避更大的麻烦，家人焚毁苏轼书信文稿近半。在乌台诗案中，神宗本人不认为苏轼有这么严重的罪，他不想杀苏轼而只是拘捕和贬谪以示惩罚。谤党的阴谋最终没有得逞。当时钦差皇甫遵到来时，大家不知会发生什么，以为要抓苏轼去砍头，都很惊慌，苏轼小心翼翼上前道：臣知多方开罪朝廷，必属死罪无疑。死不足惜，但请容臣归与家人一别。皇甫遵道：并不严重。打开公文一看，原来只是免去苏轼的太守官位传唤进京而已。到了汴京后苏轼就坐牢去了。案子结束后，苏轼再次被贬，至黄州（湖北）当了个“团练副使”，并且规定他“须在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不让他过问朝事了。苏轼四十五岁（元丰三年 公元1080）在黄州一待就五年。 现在看来，东坡开始力荐革新反对守旧，后来反对王安石激进变法，再后来又反对司马光保守势力等一系列做法，都有一定的道理，里面有很多自然的因素。它反映出人性的基本面，也至少让我们感受到东坡的两个明显特点：一，东坡不是人云我云的无为之辈，凡事都有自己的主张；二，东坡办事有自己的是非标准和原则，不太计较个人得失甚至安危。当初的王安石变法，迎合了神宗皇帝急于做出一番伟业、成就一代圣君名声的愿望，所以“变法新进”的强度和力度很大，容不得不同意见和声音，东坡提出反对意见，刚好撞在了枪口上。但急于求成的变法结果是：不仅内怨四起，还有边塞不稳。 东坡一生仕途动荡同皇室的恩恩怨怨有很大的关系。通过进一步的考证和推理，你就会发现，东坡与皇室的纠葛有多么的“丰富”：早在20年前东坡与皇室的恩怨就开始了。苏家兄弟同时科举中第，在当时就是社会一大新闻，仁宗皇帝爱其才欲委重任，被东坡以孝当先，为母丁忧，拒绝了皇帝。朝官对此议论纷纷，谓其傲慢轻狂，无礼不尊，仁宗皇帝嘴上不说，心中可不愉快。 苏东坡究竟是怎样的人呢？ 来看林语堂对苏东坡的评价：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悲天悯人的道德家，黎民百姓的好朋友，诗人，散文作家，新派的画家，伟大的书法家，酿酒的实验者，饮酒成瘾者，工程师，假道学的反对派，佛教徒，瑜伽术的修炼者，皇帝的秘书，士大夫，心肠慈悲的法官，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月下的漫步者，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 再看苏东坡对自己的评价：“吾上可陪玉帝，下可陪乞儿，眼前所见：天下无一不好人”。瞧，这是多么宽宏的处世态度和人生境界。 我们也来评价一下苏东坡：虽恨不至入骨，有爱不遮言表；虽怒不至伤肺，有喜不避前嫌。先天下之乐而乐，后天下之忧而忧；有乐而无忧，无乐而无忧。君子坦荡荡，四海浩泱泱。宦海无情当有情，与世无争却有争。 余秋雨对苏东坡的评价也很有意思：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言观色的从容，一种终于停止了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一种不理会哄闹的微笑，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种无须声张的厚实，一种并不陡峭的高度。 从家庭背景到个人内心，从宦海飘荡到文疆纵马，从诗文创作到处事态度，苏东坡的个性给我们定格出一张渐已出水的画面：他是个有才华的人，是个不太计较的人，是个有善心的人，是个基本负责任的人，是个不太会隐瞒自己的人，也是个胆小的人，不愿多事的人。这些个性的画面，让我们更能走进并细致的去解读苏东坡本人以及与他相关得事件和成因，由此，我们也能对他作品中的文字表述作出更贴切的解释。 夫子说：真正的文人应该“从心所欲而不逾矩”。那就是平和。 上篇 下篇 王晶文集 返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