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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扔掉》 （初七的警示） 王晶 2009年2月3日 从初七开始我就在扔东西，当然都是吃的。打开冰箱，我发现年糕发霉了，粽子、糍粑、瘦肉有些变质的味道，西红柿、辣椒、大葱、芋头、白菜、萝卜也开始变坏了；开了包的果脯、麻通和奶块湿润润的；还有开始烂掉的菜花、变色的青枣、皱巴的苹果、梨和变软的糖；金桔、花生、腰果、杏仁、瓜子、橙子、柑子、提子、火龙果、猕猴桃也有问题了，一袋柚子扔在地上，动都没动，也开始干巴了。 我好像是忽然火起来才去仍东西的，怎么不火呢？这么多东西好好的，非得放到变坏，最后非得扔掉，明明知道，却又无奈，似乎无法控制，好像每年都有那么几次。已记不清从何时开始的，可能是改革开放以后“日子好起来”那时开始的。可又有什么办法呢？这么多东西，我们天天吃都吃不完，何况我们经常还要不在家吃，走亲戚、看朋友、聚会。每到过年，是我们吃剩东西最多的时候，我感觉自己有时就像个垃圾虫，不停地吃在别人眼里看起来是垃圾的东西。其实，我们实在不想浪费——每刻，都在一点点地努力去消化残羹剩菜；但是，我们却又不得不浪费——每天，都在眼睁睁地看着变坏的东西被扔掉，我有点力不从心，就像明明知道火车的出发时间却赶不上点一样。想想看也怪可怜的。 是我们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或许是我们忘了本了？日子才开始好起来就要忘乎所以，就要显摆，就要铺张浪费了？还是我们整个社会出了问题？一种追捧奢靡和虚渺的社会形态正在成长？社会风气怎么到了这样的地步？我们是被无形的手推着朝那个我们原本不想去的地方行走吗？这是一个滑向深渊的过程吗？这是一个万丈不复的深渊吗？难道我们自己仅靠自己的力量不能阻止住向这个深渊的坠落吗？难道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国家也没有力量去阻挡住我们继续向这个深渊的滑入吗？或许，问题没那么严重，摆谱和浪费不过是一种表面的节日现象，或是这一种促进社会进步的形式、手段和过程？但是，难道我们非得通过摆谱浪费来显示我们的富有和进步吗？难道我们非得通过挥金如土来体现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就吗？有时，我真的实在是搞不懂。 我喝了一口茶，让自己的思路收敛了一下，这是弱碱的作用，它能中和体酸让人思维弥散的程度。我得首先解决自己出的问题。 我想起来了：为了过年我采购了一批年货，按一周的计划全家使用。本来是没问题的，可是采购时我想起了一些朋友，并多购买了些东西要送朋友，于是东西自然比原计划多了出来。接下来，问题开始出现：我把东西送出后，东西非但没少反而多了出来，因为别人也送东西给我。最关键的是几次“计划外的聚会”，不是你来我家我去你家吃饭的那种，而是在餐馆吃饭，有好几次，有些是意外事件引起的。于是，原来按计划采购的东西开始剩出。这些剩出的东西注定是无法在指定时间内被正常消化掉的，于是“剩出”的东西开始因超时而变质，而最终脱离不了被扔掉的厄运。 此刻，我想起了毛主席的教导。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这说的真是对极了。人类万万不应该的就是贪污和浪费。 我们是在浪费吗？我们是在犯罪吗？我们为什么要浪费呢？我们为什么要犯罪呢？记得从小的时候，大人们就不断告诫我们要注意节约，不要大手大脚的；要爱惜粮食，要爱惜农民的血汗，“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节约是美德，浪费最可耻，我们一直也是这么想的。但我们为什么总做不到呢？其实，我们完全可以把我们的东西在“变质”乃至“剩出”之前，送给那些需要它们的人，让社会之物各尽其用。可这些人在哪里呢？社会这么大，我们明明知道有而且似乎到处都是，那些流浪汉和乞讨的人不就是吗？那些贫苦的农民和辛劳的农民工不就是吗？但我们就是找不着。你总不可能提着一袋东西满大街去问人家需不需要吧？除非你是癫子。或许，我们可以搞一个“节日剩余物品集散处”，设在小区内，向社会开放，把通过检验的东西送给那些穷苦的或需要的人。或许，我们可以设立一个专门的部门，让其工作人员佩戴特殊标志去服务社会。要知道，社会的资源和财富是有限的，你不需要不等于别人不需要。如果大家都不需要，说明这些东西至少在这个时候是“绝对剩出”或多余的了，这些东西就不应该再去生产和制造了。 我又喝了一口茶，让体内的酸度降下来，以便让自己的思路再理性些。因为在正常情况下，人体内的酸度会增长而碱度却不会，空气中的水分子本身就是弱酸的，而人活着就必须呼吸。含有弱碱的茶的确能让人的思维更收敛和严谨些。 我开始寻找问题的究竟了。我不知道每到过年，在我们国家造成食品浪费的家庭有多少，造成的直接浪费金额有多少，但肯定很多，起码过亿！（如果再算上清明节、五一节、中秋节、国庆节等，浪费的数额会更多）而这仅仅还是家庭。 过年团拜和关系户（包括官员）之间的“走动”，也会形成一种“过剩经济”。大量的送礼，伴随着洗钱，正在促进“买官卖官事业”的兴旺发达。官员的层次不同，收送的礼品也不同，一般是级别越高的官员收送的礼品规格越高。这些东西远不止普通食品那么简单。即便是非食品的东西也会造成过剩。剩余出来的东西怎么办？于是出现了一种“消散”的环节：假借他人之手把这些东西（多数是送不出去的）通过秘密销售变成“货款”，很方便地存入了官员自己圈子的户头之中。有些人干脆为此成立了贸易公司或向贸易公司提供货源的中介机构。而在另一边，苦干了一年的人们却不知道初三以后该怎样过，他们甚至为大年三十晚上能在瑟瑟的寒冷中吃上一顿肥肉火锅而感到庆幸。 社会主义的根本究竟是什么？应该是消除贫困和建立公平吧？我们做到了吗？我们怎么会越走越远呢？相比之下，为什么当官的越来越富而百姓越来越穷？这是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的必然吗？难道社会主义的初期阶段与社会主义真有这么大的差别吗？这会不会是管理不善的一种托辞？这会不会是缓释社会阵痛的一个借口呢？权力带来的社会地位的落差，不仅形成了新的特权阶层，同时也产生了新的贫困阶层。这样，权力由于没有足够的力量去监督和制约而失去了平衡，它可以几乎随心所欲地攫取社会财富和左右人们的正常思维，在使自己的利益得到更大集中的同时，让更多的人边缘化并形成了弱势群体。于是，已经消失了多年的阶级论可能会再出现。权力的膨胀，让贪污和腐败变成了必然，而减少或制止这些现象的蔓延要花去国家很多的钱，这些钱都是百姓的辛苦所得。浪费不仅仅是一种计划不周并失去控制的结果，腐败与贪污的本身也会带来浪费。如果是来自官场上的腐败和贪污，就会造成社会化浪费，所造成的社会负面要大得多。我们似乎默认了计划上的疏漏所造成的浪费，因为“社会进步需要交学费”，但我们为什么又要在体制上让贪污、腐败和浪费得以盛行呢？难道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既得利益得以保障吗？毫无疑问，我们目前仍处在一个官本位的国度，这实际上已经逾越了社会制度的意识形态，无论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哪怕到了共产主义，只要有官本位的存在，只要有官管的权力存在，官风就会直接影响到民风，官场的行为就会变成社会的行为，就会为大面积的贪污、腐败和浪费提供生存土壤，直至让民众乃至国家不堪重负累垮为止。 一个有着贫困差距的社会不可能是一个完美的社会，更不用说一个贫富悬殊的社会。这样的社会我们没必要老说它好，就像我们没必要老说我们现在比在幼儿园时有力气一样。我们与其花很多的时间对现在的社会歌功颂德，不如多花些时间对它进行科学地改造，并让人民更多地去参与。那些高谈阔论编造出来的制度、主义和理论对社会的管理有什么作用呢？不管怎么做，都不如让人民富裕、社会公平、国家强大、民族自立、文化传播来得实在。我们的社会仍有许多不合理的现象，这本身并不奇怪，因为只要有不平衡就会有不合理，但奇怪的是对这些现象的熟视无睹或无能为力，就像我们在街上看到流浪者没人去理睬一样，这时我们会想，民政部的官员去哪里了呢？ 为了利益，人们争先恐后地去当官，去考公务员，去入党。他们有些甚至不惜倾家荡产，不惜拼搏个人的一切。他们肯定都清楚做了官能干些什么。这些通过“拼搏”争得的权力当然要有相应的回报。结果，人们形象地看到了一群饥饿的蚂蝗跳到了人们的身上去拼命地吸血。我们几乎想都不用想就知道，现在想去当官的没有一个是“为人民服务”的。当官有那么多好处，连扔出的东西和垃圾都有人帮着清理。而且还有着“为人民服务”（因为是“人民的公务员”）的美名提供精神上的享受，真是物质与精神文明的双丰收，皆大欢喜，有谁不愿呢？ 无计划、贪婪、腐败、应酬、有求、还愿……，这些都是造成浪费的直接原因，而间接原因是社会的大环境和人们的心里。他们看着餐桌上放着许多菜而有一种安全感，就像官员看见自己上司的笑容一样。 从社会整体管理的技术角度讲，我们很需要去研究一下社会管理的合理性和科学性，需要从操作的细节和具体措施上去研究执行的方法。下一步，我得再去研究一下《社会需求的过剩现象》。 我扔东西一直扔到了初十，每天都有，有些麻木了。但，我们什么时候能把虚浮扔掉？能把浪费扔掉？能把不良的习惯和落后的思维方式扔掉？或许我们应该把不健康的用人制度、社会管理模式与不合时宜的体制也扔掉？ 《水调歌头 戊子中秋有感东坡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