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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足球的救赎》 ——关于泛足球文化的讨论 王晶 2010年7月6日 现在，足球不是一个简单的Play（游戏），而代表了一个新时代的文明，这种文明以一种“伟大事业”的形式进行着，而这个伟大事业中有几个重要的角色，它们是：国家、民族、精神和文化。 记得在02年韩日世界杯上，有一则笑话让中国人听起来挺灰色的，不懂的人还可能以为是幽默：德国人想得冠军，巴西人笑了；韩国人想得季军，巴西人、德国人、土耳其人笑了；中国人想进球，全世界笑了。比赛的结局是，巴西冠军，德国亚军，土耳其季军，韩国殿军。那一年，神奇教练米卢生拉硬扯地把中国足球拽进了世界杯，希望这只连滚带爬进入“32强”的队伍至少能在第32（最末位）的排名上进上一球以保颜面。结果，他们让“全世界都笑了”。后来直至本届南非世界杯上，我们已然见不着中国队的身影，而只有所谓的“中国元素”——某球场的围栏上有一则中国广告：“中国-英利”，我们不知道这是什么，只得查资料，原来是一家有国资背景的搞环保节能的公司，总部在河北；当然还有那只方形的“CCTV”的采访话筒。于是我们又看到了，并不富裕的中国人总喜欢在世人面前说自己如何的富，似乎还可以一掷千金，耍个2亿在世界某个舞台上显摆一下，经常地还没怎么弄清显摆的目的和规则，就急忙着登上了台。像老人们常说的“烧包”：一有点小钱便玩起了烧纸的游戏。 中国队何以让足球在自己脚下那样的不尽人意，那样的丢人现眼？ 按“理”，中国是足球的“祖宗”。电影《赤壁》中有段镜头：冒充曹兵的东吴间谍赵薇冲着玩“蹴鞠”的千夫长佟大为喝了一声彩，竟引起了佟的追慕，让赵轻易获取了曹军的情报，使曹军大败。“蹴鞠”就是足球，最早出自《史记 苏秦列传》，苏秦游说齐宣王用“纵横”之策抗击秦国时，形容齐国的临淄：“其地甚富而殷实，民无不吹箫鼓瑟、蹴鞠者”。“蹴”就是“踢”；“鞠”就是“皮球”，用粗牛皮缝合而成，不是很圆，不像现在南非世界杯用的球，那么滚光圆滑和如此的诡异。北宋徽宗因喜爱蹴鞠，招高俅为幕客，其义子高衙内调戏禁军教头林冲之妻，并最终使其“逼上梁山”，加速了宋王朝的崩溃。元朝的蒙古人喜欢马背上运动，让马球取代了蹴鞠。明朝朱元璋称帝后传旨严禁军人踢球，从此足球在中国萎缩，至清朝时几乎消失殆尽。如果我们问，现代世界足球运动是谁发明的？人们的回答是：英国。因为在1848年英国诞生了一个《剑桥规则》：让11个人一边进行踢球比赛。起源是当时的剑桥管理，每10个住宿生配1个老师，刚好形成一组。规则规定，采取任何方式只要不用手扔球进门都算得分。其实，西方早在英国前，希腊和罗马人就玩上了足球，并已经划出了一块长方形的场地。据说希腊的足球传自阿拉伯，而阿拉伯的足球又传自中国。当英国与丹麦开战时，英国士兵拿丹麦士兵的头踢来踢去以泄愤，我们感悟不出这与现代足球运动的发明有什么直接关系，却能清楚的看到，在人类文明可以并发建立的同时，文明的传递和相互的影响是多么的重要！现在除了中国，世界上没人认为足球是中国发明的，哪怕真的在两千三百年前中国就有了足球。一个重要原因：中国的足球事业至今都发达不起来。没有相应的足球文化，没有相应的足球环境，中国足球怎能发展？不发展又怎能发达？因而更谈不上“足球文明”。 如果我们至今还认为足球只是个玩耍、只是个竞赛，而与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事业无多大关系，我们就已经证明了在我们身上有两个严重的肌体缺陷：一、我们的思维方式和文化程度过低，还不能认识足球对我们现代社会和民生的进步所具有的意义；二、我们不愿意认清自己的不足并畏惧别人的强大，没有勇气和智慧去改变自己的落后并超越别人。如果一个国家或民族有这两个“肌体缺陷”，这个国家或民族还能健康发展吗？如果中国是个小国，像乌拉圭那样只有十几万平方公里、三百多万人口，中国或许玩不起足球。中国既然是个大国，就应该有一个大国最基本的能力和表现，而“全面发展”正是大国所具有的主要特征。因为大国的优势太明显：你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源、广袤的土地和丰富的物产资源！现在的情况是，乌拉圭这个小国打入了世界4强，而中国这个大国连亚洲赛区也出不了。 我们有理由伤心，我们伤心我们的足球。因为没有足球就没有足球文化，而足球文化又是国家与民族文化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所以，我们还不得不伤心我们的民族文化，进而，我们更伤心我们的民族和国家。它们（中国足球队）太让我们失望了，而它们或我们竟然是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大家”当中的一份子，因此我们特别伤心，并且最终只得反过来默默地去伤心我们自己！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我们的足球和足球文化这么脆弱呢？ 我们先把眼睛朝下看，到某个地区，看看那里的足球事业做得怎样。 来到世界旅游文化名城桂林，在市中心找不到足球场。解放初至文革时期曾经在现在的“中心广场”上有一个大足球场，那时能经常看到单位之间组织的球赛。现在这地方已经是商业区，广场的下面是著名的“小香港”地下商业街。目前在市里唯一像样的足球场是“桂林中学体育场”。不过那里的绿茵是塑料草做的，铲球时容易划伤，没人敢真的玩。在桂林，每年官员用于请客吃饭的花销平均超过2个亿，这笔钱可以建设国际比赛用高等级足球场4座。改革开放三十年，被官员吃喝花掉了60亿，至今桂林现有人口五百多万（超过乌拉圭），现有行政面积近三万平方公里，略小于斯洛伐克，而这个城市仍旧没有一个像样的足球场。桂林眼下最热闹的去处和最热衷的行业仍然是餐馆和房地产，因为那边儿来钱快，管那儿的官都肥得冒油。难怪我们会不时听到小道消息：某官在某处托某人买了别墅却不住；某官天天在赶某饭局吃了一顿又一顿总也吃不够……，这样的事在桂林真是多了去了。现任的桂林高官中有谁会去关心足球呢？假设某天“上边”突然来了个指令让桂林建设绿茵场，我们能够想象，接到这样指令的官员是多么的不情愿，因为那是一件费力不讨好事，不能吹糠见米，除了工程回扣还要担风险外，捞不着什么好处。即使建好了足球场，能付得起场地费搞比赛的人也寥寥无几，加上草地的维护和场所的打理，又得花一笔开销，谁来报？怎样平衡？现有的体制容易催生官员的急功近利，却难以培养官员对文化事业的关注。喝酒多容易？做学问多难？并且前人栽树让后人乘凉？哪有这么好的事！有哪个官员会傻到让自己辛苦建立的业绩供别人去坐享，除非上面发话，迫不得已。桂林的现任官员基本上都是“走马官”，屁股坐在板凳上，心早已“飞向远方”。他们在官场热衷混个脸熟、培养自己的人际关系，却没有独立思想，不想有什么大的作为，只要不出事不得罪上司、不被民众明显地看出自己的不作为，仕途就有了保障。由此，我们看到了中国足球事业的难办——地方办不起来而只能靠国家，所以只能在条件好的大城市去办。这样，中国足球运动乃至中国足球的事业和文化的发展便缺少了最为广泛的群众基础。又因为失掉了地方环境的依托和陪衬，中国足球还缺少必备的物质条件，就是分布于各地的标准化绿茵场。滑稽的是，这些并不难办的物质条件即绿茵场，竟然被那些吃公款的长时期的、稀里糊涂的给“吃掉”了！在中国，足球腐败就像闹剧，你方唱罢我方唱，如同腐败与反腐败的游戏一样，不知是演给自己看还是演给民众看的。足球腐败不仅限于俱乐部的黑幕操纵，那只不过是几件注定会发生的小事和表面现象，利益集团之间的交易是强大的驱使，而在它的背后却是中国官风的堕落、社会诚信的丧失、民族信念的迷乱和国家精神的颓废。有人说，中国的现行体制让中国足球事业染了一身的病，并正在逐步地让中国足球病入膏肓，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我们在说足球文化时，不得不触及“文化以外”的事，而事实上这些“文化以外的事”无时不刻不与“文化以内的事”相关。任何对文化的认识与重视，都与你的思想、观念、言论和行为有关，难道不是吗？ 其实足球文化早已形成，它过去可能来自中国，现在却来自世界，是世界文明的推动让它壮大，并反过来影响到中国。我们似乎正在被别人拽着走，是被动的，而内心还有些不情愿，但我们为什么不去好好反省自己呢？从许多国家领导人亲临世界杯现场为自己国家的球队呐喊助威、举手鼓掌，我们看到了现代的足球运动已经超越简单的竞赛和“好看”层面，正在向文化的高度和深度迅速扩展，它正在并必然导致“泛足球文化”时代的到来。与奥运会其它赛事不一样，足球更有其自身的张力。11人的团队难道不是国家、军队或企业管理团队的象征吗？绿茵场上的激情、拼搏、技巧、策略、团结和牺牲，难道不是民族行进中的力量体现吗？和足球相比，篮球、排球、网球、羽毛球、乒乓球等等，它们更多体现出观赏的价值，而足球除了观赏，还有众志成城的征战和攻垒。那种场上的气势和对民众内心产生的激荡，岂非别的球赛所能替代，唯有足球！ 我们呼唤中国足球，呼唤中国足球文明的建立，呼唤中国足球文化的发展。而这就是——中国足球的救赎！ 本文讨论专用邮箱：guilinmrw@126.com 《水调歌头 戊子中秋有感东坡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