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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 持
王晶
2007年12月



      第一眼看到母亲,她坐在轮椅上,被空姐推着从桂林机场出口缓缓过来,父亲和弟弟在她的身边。

     尽管我已有一些心理准备,但对眼前的情形还是很吃惊:妈妈竟如此消瘦,瘦得连脸庞都没有了,她低着头、勾着背、锁着眉,不停的喘气,透出满脸的疲惫。她的嘴呲咧着,事后我才明白那是在努力忍受和克制自己的痛苦,尽量不发出声,不让我们知道。

     妻子荔华上前献上一支红色的玫瑰,向妈妈表示欢迎和问候。她抬起头对荔华说:你(气色)很好,然后又看看我说:你胖了。接着又低下头喘气。她已经没有力气走路了,我们把她抬上了车。从机场出来我们心情沉重,几乎一路无语。我尽量把车子开得稳当些,脑海里不时想起典典在电话里哭泣的声音:“奶奶好可怜”。她在北京读书,在首都机场看到奶奶后,就哭了好几次,这种情绪传染着我们。

     妈妈患的是肺癌晚期,在加拿大确诊并化疗了一段时间,可能是靶药把她击垮了。2005年她回来参加桂林中学百年校庆时还好好的,那时的照片可以看出她的身体和精神都挺不错,可是怎么才两年就成了这样?她一直希望回国安度晚年,这里有她的学生、同事、朋友、亲人。她为此还和爸爸有些争议。但国外还有弟弟、妹妹和他们的孩子们需要照顾,每次回国后,他们都盼着爷爷奶奶能早点返回,给他们做好吃的、陪他们玩。爸爸妈妈的生活非常节俭,为了不给子女增添负担,他们尽量独自去处理生活中的琐碎。他们从养老金中一点一滴的积蓄,不断拿出来支援子女。2006年,我们有一次和爸妈通话,听说妈妈肩背上有些疼痛,没想到,那就是癌症的征兆。随后,她的身体日渐虚弱,直至确诊患了肺癌。我想,妈妈一定也很清楚,但她从来没流露出丝毫的恐慌、烦躁和悲观。每次通电话,她都用亲切地声音说,我没事,好好的,你们怎么样?工作顺利吗?你们多注意一点啊。一切似乎都很正常,我们久不时通通电话,说说女儿典典,汇报一些工作,问问妹妹光光和弟弟五一的情况,仿佛感觉医生的诊断是错的,或者至少妈妈的身体在恢复。其实,妈妈是在坚持。她在坚持不把痛苦传递出来,她在坚持用药、治疗,她在坚持做操、锻炼,她在努力坚持朝好的方向转化,为了一个目的,就是争取早日回到桂林,为我和荔华过五十大寿。她决心2007年回中国后不再去国外定居了。

     两个月前,我们再通话时,发现妈妈的情况很严重了。妈妈很少能和我们说上两句,每次说上一句时就显得很吃力,我能感受,她几乎是鼓足劲才能说出来:“我很好,你们不用担心!”。这段时间基本上都是爸爸在和我们通话。而且我发现,爸爸也很了不起,每次通话都很镇定和平静,没让我们太感觉出他内心的不安。最后几次通电话时,爸爸和我们说,妈妈疼得都不能平躺着睡觉,只能坐着低着头呼吸,饭也吃不下,有好长一段时间了,而且行动很困难。可能已预感到什么,妈妈决定马上回国。五一把他们从加拿大接到美国,准备从华盛顿直飞北京然后再到桂林。可是到美国后,发现妈妈的双腿已浮肿得很厉害,而且呼吸十分困难,只好在当地找到一位中医帮助做了缓减性治疗。两天后,来自美国的电话说治疗挺有成效,腿肿消了许多,能睡会儿觉了,也能吃些东西了。我们都为之振奋,感觉有神奇的出现。可是两天后,妈妈的病情又开始恶化,不能睡、不能吃。即便这样,她还坚持着吞咽医生开的药,让病情稳定住,以便能抵抗路途的颠簸。回国,那是一个不可动摇的信念。我们都感觉到妈妈的身体已极其脆弱,时间已十分有限,回国的事不能再拖。但能不能立即回国、路上会出什么危险却谁也无法预知。这时,妈妈已经有四十多天没吃东西了,仅靠一些微量的营养流质维持生命。如果不是具有坚强的意志和决心,她是无论如何也坚持不到回桂林的。这是我们后来才能感受并意识到的。

     为了安全,美国联航给妈妈准备了轮椅和氧气袋,12小时后,飞机抵达北京首都机场。那是11月3日下午。典典在机场见到了他们。由于国内航班调配原因,不能在当天飞回桂林,于是在北京住了一夜。我感觉到这一夜的漫长,妈妈需要再付出多大的气力来支撑生命的延续,这时已需要完全依靠她内在的支持力,坚守着走完旅程。

     我们在11月4日下午把妈妈接回了家。靠着搀扶,她一步一步挪上楼梯进到家中,然后吃力的坐在沙发上低头喘气。她吃不进东西。我们发现她的腿仍然浮肿。荔华打来热水帮妈妈泡脚,我按了一下妈妈的脚背问:这里痛吗?她点点头。荔华把早已做好的鸡汤盛了一小碗给我,我用勺子喂她,她坚持着用微颤的双手端过来自己喝。她用力吸了一口,却含在嘴中咽不下去。那天是星期日,医院不门诊,只有急诊,只能去打些葡萄糖之类的静脉营养针。为了让妈妈休息一下,我们决定第二天一早去医专看病。妈妈闭上眼睛勾着头斜靠在沙发扶手,歇了一会儿,她忽然睁大眼睛看到荔华和我,提高嗓门说:我回来要给你们办生日,你们一人一桌,一起办,钱给你们准备好了,不用担心。然后她又开始喘气。我们一边应着一边用手抹着妈妈的背,希望能让她舒服一些。我感觉到妈妈的背脊,她已经是瘦骨嶙峋。她布满皱纹的苍老、有些蓬散的头发、暗黄消瘦的面容,而却依然努力在坚持、坚持着为别人考虑,真是令人心碎。以至于后来几天我每每独自想起这些情景,都忍不住潸然泪下。岳母打来电话通过荔华的手机向她问候,她露出笑容,并很响亮的说道:“杨姐,你的画得到一等奖我们很高兴”。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听到妈妈响亮而清晰的话语、最后一次看见她的笑容。

     医专离妈妈家很近,不到100米,医疗条件在桂林是最好的。由于荔华事先找熟人做了安排,诊断和办理住院都很顺利,上午就住进了一个单独病房。主治医生过来和我们聊了一下,说妈妈身体太弱,准备下午开始治疗,先输些营养液让体力恢复一下,再进行检查,以便确认今后的治疗方案。妈妈坐在病床上,我给她喂他们从美国带回来的营养液,喝了两勺,她就用微弱的声音说:好了、够了,然后闭上眼睛低下头。五一要赶回美国开会,中午过来和妈妈告别,他用相机给妈妈照了一张像,然后匆匆离去飞往上海。我和爸爸轮流值班。爸爸吃完中饭后换班,我便出去吃饭并去购买一些在病房里用的物品。下午4点多钟,我正返回医院时接到荔华打来的电话,说妈妈病情突然恶化,正在抢救。我快步跑上二楼病房,看见一群医护人员在围着妈妈施救。爸爸说,三点多钟时医生过来给妈妈注射营养液,不久他就看到妈妈头上冒出汗,脸色苍白,他呼唤她,没有反应,眼睛不断翻着,于是他急忙叫来了医生……。护士们一阵忙乱,一边做人工呼吸一边不断地呼唤:曾老师!曾老师!抢救一直进行到晚上。值班医生过来和我们说,老人家可能今晚过不去了,让我们有思想准备。接着,一位护士领我们上三楼下了第一张病危通知书,爸爸在上面签了字。从上午入院到下午急救再到晚上收到病危通知,还不到十个小时!事情真是太突然了。爸爸走到旁边擦眼泪,我和荔华心情沉重却不知怎样去宽慰他。我看见妈妈嘴上插了个管子,导出胃液,疼痛的感觉,让她偶尔抽搐和痉挛。几个小时后,医生过来说人现在有知觉了,问我们是否要转入重症科继续救治,如果需要就签字,但仍不能保证安全度过今晚。我们把妈妈顽强的生命力和坚强的精神向医生作了介绍。大家都希望再做一次努力,于是,妈妈进入了位于七楼的ICU病房(重症科),上了呼吸机。据说,肺癌晚期病人是非常痛苦的,不仅要忍受着巨大的疼痛,而且还呼吸不畅、不能入睡。可是这么长时间,妈妈一句呻吟都没有。“插上呼吸机,病人会更痛苦。”,这是医生和我们说的。

     第二天下午,我们在规定时间去探视,我看见妈妈躺在床上,鼻嘴和身上插着管子。上呼吸机,这是让她能够平躺着睡觉唯一的办法了。听到我们的呼唤,她微睁开眼,皱着眉头,用脚开始踢被子,好像要挣扎地往床边挪。开始我还以为她嫌热,后来明白她是想下床,不想再治疗,不想给家人造成负担。她不能说话,只有脸上的表情。我们尽量让她宽心,告诉她病情已有所好转,让她别担心、别急躁。几天下来,她好像慢慢的习惯了。

     知道妈妈病重的消息后,桂中的领导和同事前来探视,南京的二舅、小舅、表弟小皿,东北的大妈、安徽的三婶,还有妈妈过去在北京的学生华小云都急忙来到了桂林。妈妈见到他们时,眼里流出泪水,露出高兴的表情。她能听到他们的呼唤、问候和询问,但只能用点头和摇头来回答。每次问到疼痛,她总是摇摇头。看见她意识清楚、脸色逐渐好转,我们都觉得有了些信心。其实,妈妈越清醒,对痛苦的感觉也会越清醒,越要用力量来克制,但就是在重症的病榻上,她也丝毫没有把痛苦表露出来。ICU的医生召集我们开会,给我们看片和分析病情。医生说,炎症在蔓延,还伴随着手背浮肿、胸腹水、血压低、心律不齐等,已经在加大剂量使用消炎药和抗生素,病情很不稳定,随时有危险发生,让我们做好准备。我们不愿意相信医生的话,因为我们看到妈妈的脸色在逐渐转好。这段时间,我们十分焦虑,大家都忙乱着寻找各种方案。我甚至还在阅读了五一提供的一篇中医如何治疗癌症的文章后,与文章里介绍的专家王文奎通了电话。小舅也通过农工党和政协部门与医专的专家取得联系,医专的雷院长还亲自打电话到家里过问此事。然而,似乎一切都晚了。

     妈妈嘴里插着呼吸机不能说话,她很想说些什么,她的表情告诉了我们。爸爸用纸板写字与妈妈交流。当说到光光要赶回来看望时,她眉宇紧锁、摇头。她不想光光这么远从美国跑来专门看她,怕影响她的工作。当得知光光单位的老板主动提出让光光回来并批了假后,她才舒展开。琳琳给奶奶写了封邮件,我用大号字打印出,念给她听,她高兴得伸出手拿着看。可惜典典的邮件没收到,不然她会更高兴。妈妈对小辈的关爱是发自内心的。11月10日以后,妈妈的病情开始变得不稳定,11月11日胸腔出现大块腹水,12日又出现了昏迷,并经过抢救和导出腹水后,在13日又暂时恢复了神志。这时,妈妈一定是用最大的努力在支撑生命,她要等到光光的回来。11月14日下午4点半我们在探视时间见到妈妈时,她的情况已变得很糟。我们呼唤她,只看见她的眼睛在努力的眨动,她一定很想再睁开,但是……。光光的飞机半夜才到。由于事先征得了医生的同意,一接到家,我直接带她去了重症科。来到妈妈身边,光光不停地呼唤,妈妈的眼皮不时地颤动。施医生告诉我,这是在抽搐,不是意识,好像大脑也开始损伤。但,我知道,这是妈妈在做最后的坚持。

     半夜三点多钟,我们回家休息,我感觉很疲惫,躺在床却上睡不着,看看时间,已经4点,关上灯,刚睡下不久,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把我们惊醒。我和荔华几乎同时跳起来,我们预感情况不妙。是施医生的电话。他说,你母亲已经过世,让我们赶快去医院。我看了一下时间:5点30分。妈妈与世长辞了!我第一个跑上7楼,第一个看到了妈妈临终后的面容。她很安详,像是在入睡,但又有些疲倦,仿佛是长期坚持后的放松和休息。辛苦了一辈子,劳累了一辈子,努力了一辈子,坚持了一辈子。这就是我们的母亲。

     妈妈生前喜欢朴实和清静,她不喜欢庸俗杂乱的场面。我们决定在家中设立灵堂作临时的祭奠。妈妈的素像下摆放着鲜花,黄色与白色的菊花交错互映,菊芳淡雅。得知妈妈病逝的消息,不少人前来拜祭,其中有许多她过去教过的学生,他们整齐的站立一排向妈妈鞠躬哀悼。不少同事和友人对妈妈的去世都表示出吃惊和惋惜。五一、林静各写了一篇悼念妈妈的文章。典典和表妹丽霞也赶过来参加追悼会。11月17日上午10点,我们在殡仪馆为妈妈举行了告别仪式。市政协、统战部、侨办、台办、农工党桂林市委、桂林中学以及妈妈生前的亲朋好友送了花圈。桂林中学办公室陈主任主持追悼会,李山副校长代表学校致悼词,对妈妈的为人、教学和热爱祖国、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做了高度评价。爸爸、我和光光也分别致了悼词。在最后向妈妈告别的仪式上,我深深地向妈妈鞠躬,泪水忍不住哗哗流淌,荔华也是泣不成声,我拍拍她的肩背去安慰她。爸爸很坚强地走在前面。火化后,我们端着骨灰盒,开车去尧帝园为妈妈选了块墓地。

     墓碑在阳光、松柏和鲜花中伫立,上面刻着对母亲生平的简短介绍:

     曾瑞玲:1930年5月20日生于南京,2007年11月15日病逝于桂林。她从事教学工作三十多年,尽心尽责,培养出许多品学兼优的人才;1983年荣获“全国儿童少年先进工作者”称号。她孝顺父母、关爱子女,勤俭持家,厚道待人,在重病期仍不忘关心他人。她是一位好老师、好母亲、好妻子。

     墓碑的正面刻上:教书育人,正直一生。另有四个大字:永远怀念。

     2007年12月4日 于桂林 (为母亲逝世一个月暨2007年12月16日安葬典礼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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